不久前，27岁的义乌姑娘朱益青搬进了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阳光家园养老院。与她同住的，还有10多名“新滨江人”，他们中有幼儿园教师、公司职员、医生、民警、社工等。

吸引这些90后齐聚养老院的，是一则招募信息——去年11月，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民政局在杭州规模最大的公建民营养老院——阳光家园启动“多代同楼”项目试点，直面老年生活中的“精神孤独”痛点，为院内老人招聘年轻陪伴者，试图以跨代社交打破养老院及社区内老年人单一、局限的生活圈。

如今在滨江，这一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正逐步从养老机构走向社区。不同年龄段的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?这一新模式在探索中解决了哪些难题、又面临什么困难?今天，我们一起走近故事的主角们。

年轻人加入

给养老院增添了色彩

养老院里住进年轻人，对阳光家园的老人来说不算新鲜事。

两年前，滨江区民政局、团区委联合阳光家园开展“陪伴是最长情告白”志愿服务项目，招募年轻人入住养老院以志愿服务抵扣房租，这一做法曾引发社会关注。不少专家学者和网友点赞，认为此举既能让老年人得到陪伴，也能减轻年轻人在大城市的生活压力。

年轻血液的加入，给养老院增添了色彩。公司职员、画室老师、网络作家等年轻人纷纷报名，利用周末等空余时间组织书画、舞蹈、智能手机教学等兴趣课程与活动。但同时，新的需求也在不断产生。

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和院内社工在回访时了解到，年轻人利用自身技能开展的课程与活动，与院里原本设置的兴趣小组内容重合度较高。不少老人提出，相比“一对多”课程，更希望有年轻人“一对一”稳定、长期的个性化陪伴。于是，一个全新项目——“多代同楼”应运而生。

同样是年轻人住进养老院，“多代同楼”到底有何不同?带着疑问，记者来到位于白马湖畔的阳光家园。

阳光家园养老院副院长唐瑞介绍，“多代同楼”有两大特色：一是年轻人与老人住进了同一幢楼，二是陪伴的形式和时间都有了变化。

“原来年轻人单独住在一栋楼，除了课程和活动，生活中与老年人交集较少。参与新项目的年轻人则统一住进老人居住的2号楼，共同社交场景比以前更丰富。”唐瑞说，与之前相比，“多代同楼”以每名年轻人结对2至3位老人的形式建立稳定的跨代社交圈，每月最低陪伴时长也从原来的20小时下降至10小时、租金从600元降为300元。

“考虑到年轻人工作忙，我们减少了最低陪伴时间，希望引导他们注重陪伴质量。”滨江区民政局副局长蒋滢告诉记者，为了确保年轻人与老人实现精准配对，项目实施前，区民政局联合养老院进行走访，对院内“老漂族”、退役军人、退休教师等不同类型老人进行生活习惯和性格画像，同时联合区教育局、社发局、公安局等部门筛选主动报名的教师、社区医生和民警等，再经过面试、见面会等形式对年轻人进行选拔。

老人与年轻人的缘分就此展开。今年6月，29岁的祝悦鹏经过层层选拔，与84岁的顾美英签订结对协议。

这个长着娃娃脸、亲和力十足的小伙子，是滨江区滨文苑幼儿园的一名教师。顾美英退休前是小学教师，学校的工作经历让她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流。退休几年后，老两口来到滨江跟女儿女婿一起住，成了“老漂族”。几年前，因为老伴中风需要照料，两人一起住进了养老院。　　“养老院什么都好，就有一样，屋里屋外都是‘白头发’，缺少年轻人的朝气。”顾美英此前的烦恼，是传统养老机构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——侧重于医疗健康、专业照护等健康类服务，代际交流严重缺席。如今，因为“多代同楼”项目的实施，这一难题有了突破口。

一个周六的早上，阳光家园西门口又迎来了子女探望父母的小高峰。这天，虽然子女有事没来，顾美英却没有感到孤单。前一晚，她已与祝悦鹏在微信上约好，第二天早上一起切磋球艺。

公共活动室内，顾美英挥舞着乒乓球拍，与祝悦鹏激烈“厮杀”。这位满头银发的“乒乓老将”，眼睛牢牢盯着飞来飞去的乒乓球，几个回合就让祝悦鹏败下阵来。休息时间里，一老一少其乐融融。祝悦鹏乖巧地坐在顾美英旁边，耐心帮老人解决使用智能手机遇到的各种问题。

“重叠”的生活

让两代人产生情感的联结

城市里，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生活，很多时候就像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。前者肩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压力，后者面临的最大考验则是难以排解的孤独。

而在阳光家园，两代人的生活有了“重叠”。

采访期间，22岁的陪伴者黄清怡带记者参观了自己的房间。年轻人的房间位于2号楼6楼，乘坐电梯短短几分钟内，黄清怡与四五位老人打了照面，热心地帮老人按楼层按钮。　　黄清怡的房间约30平方米，有两张单人床，独立卫生间，落地窗外还有个小阳台。“租房市场上这样的房间至少要2000多元一个月。”黄清怡说，除了租金低，参加“多代同楼”还与自己的专业有关。她大学时学的是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，目前在滨江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工作。

年轻人一对一的陪伴，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?老人赵水娟讲述了她与黄清怡的故事。

今年春节前，赵水娟随女儿到新加坡旅游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滞留国外。“我身体不太好，疫情发生后整夜睡不好觉。”赵水娟说。回到杭州后，她的情况没有好转，每天都把自己关进房间，不愿意出门。结对那天，黄清怡了解到赵水娟的情况，听社工说她喜欢做手工，就带上艾草等材料请老人教她做香囊。一起做手工、画画、吃饭、散步……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，赵水娟又开朗起来。

“不仅是老人得到了陪伴，我们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。”陪伴者朱越来自湖北黄石，今年8月进入养老院。说起参加项目的原因，这个23岁的大男孩吐露心声：去年，他在杭州工作期间，在老家的爷爷去世了，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。

“小时候不懂事，陪爷爷的时间太少。长大后又出去当兵、读书、工作。”朱越说，去年父亲电话告诉他爷爷去世的消息时，他才猛然领悟陪伴的意义，但一切都错过了。

来到养老院后，朱越一有空就陪84岁的徐继兰画牡丹。有时候帮她下楼拿网购的快递包裹，有时候安静地坐在一旁陪她。“越越这么帅，可惜我孙女已经结婚了。”结对没多久后，徐继兰就告诉社工她多了个“孙子”，平时还会发微信让朱越工作别太累。朱越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困惑时，也会向徐继兰讨教。“徐奶奶经历丰富，常常三两句就帮我解开了心结。”朱越说。

陪伴，让陌生的两代人产生了情感联结，有老人甚至将年轻人的照片贴在了床头。但时间，同样是两代人相处中面临的最大难题。

采访中，有陪伴者告诉记者，由于与老人作息时间不同步，导致工作日陪伴老人的时间较少。“工作日只有早晚时间能相处，但老人习惯早睡早起，他们吃早饭时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加班回来可能他们已经睡了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项目实施以来共12名年轻人、20位老人参与，有4名年轻人陆续因工作太忙或工作调动退出。“符合时间条件的年轻人不好找。”阳光家园“多代同楼”项目负责人陈昕告诉记者，在招募陪伴者时，除了个性、才艺要求，时间也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为引导年轻人以多种形式陪伴老人，陈昕与同事们经常会策划一些小活动，丰富工作日的社交场景。今年7月，他们推出的“早餐计划”很受欢迎，年轻人们积极响应，早起陪老人吃饭。　　在此启发下，一些陪伴者尝试利用自身资源，策划创意小活动。这几天，祝悦鹏正与陈昕商量，想和幼儿园的老师们一起搞党建活动，为结对老人织围巾、听他们讲故事。

多部门联动

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愈加多元

《浙江省2019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》显示，到去年底，浙江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52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2.87%。近年来，“银发浪潮”加速来袭，“抱团养老”“老青互助”“多代同楼”等新型互助养老模式不断涌现。

“阳光家园‘多代同楼’项目引入青年陪伴者参与为老服务，是创新社会精准治理的有益探索。”浙江外国语学院社会福利研究所所长、教授董红亚认为，在中国居家养老占据绝对主流的前提下，还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社区。在我国社区，多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十分常见，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，代与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明显。因此在保证各代人拥有独立生活空间的同时，社区需要在公共空间增加代际交流互助的场景，打造美好生活共同体。

“多代同楼”在社区如何实践?

“首先要有开放、融合的理念。”董红亚说，如果能将社区老年食堂定位为社区食堂或开放运营，既可以解决经营问题，又可以促进老年人社会融入。董红亚建议，社区在建设美好生活共同体时，应该将养老设施等列入，引导年轻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。

眼下，滨江正加紧探索推出社区版“多代同楼”项目，依托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撬动家园式互助养老服务变革。目前，滨江已有两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在进行空间改造。

以西兴街道迎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，改造后的中心共有三层，一楼是基础性居家养老服务空间;二楼是集托幼空间和各类老年活动空间为一体的融合空间;三楼则是为社区年轻人提供的健身房等活动空间。

“我们设计了老、青、幼共享活动空间，使陪伴场景更加多元。比如二楼的阳台实际上是一个‘多代同楼生命花园’，社区老少可以通过结对认养幼苗盆栽的形式加强沟通。”滨江社区“多代同楼”项目负责人、杭州市爱来家社区事业服务中心总经理来周芳认为，推动社区“多代同楼”，除了空间改造，还需要多方合力，做好资源整合。目前，他们计划与三楼的健身房运营商共享资源，让参与“多代同楼”项目的年轻人减免使用费用。

实际上，社区“多代同楼”养老服务模式，近年来国外已有实践。2005年，德国开始探索“多代屋”项目，通过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民会面的公共场所，保证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从其他代际交往中获得生活服务与精神支持，弥补老人物质与精神上的空缺。

“新型养老服务生态的创建，需要政府多部门联动，将老年友好社会、无障碍社区、全龄社区理念融入先期规划。”董红亚认为，随着“长寿时代”到来，人们的晚年生活将长达三四十年。社会要鼓励“多代同楼”等多元养老方式，满足老年人照护、人际交往等多方面需要。同时，在“人人都会老、家家都有老”的老龄社会里，庞大的老年人口养老问题需要政府、市场、社会、家庭和个人协同解决。

(来源：《浙江日报》2020年12月17日)

记者：黄珍珍